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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陳淳教授陳淳教授在復旦大學“復興論壇”上的演講我們常常自豪地宣稱，在世界五大文明古國中只有中華文明綿延不斷，其他的早期文明與其后來的歷史進程一般沒有直接的聯系，大都是一些斷了源頭的文明。而世界上止步于

陳淳教授

陳淳教授在復旦大學“復興論壇”上的考古演講

　　我們常常自豪地宣稱，在世界五大文明古國中只有中華文明綿延不斷，學現其他的代工早期文明與其后來的歷史進程一般沒有直接的聯系，大都是業文憂慮一些斷了源頭的文明。而世界上止步于酋邦階段的考古遠古文明更是不計其數，比如中國的學現龍山文化、良渚文化、代工三星堆文化與紅山文化，業文憂慮中美洲的考古奧爾梅克、英國的學現巨石陣、太平洋中的代工復活節島等等。這些早期文明社會像流星一樣在歷史的業文憂慮長空中劃過，突然消逝在深邃遙遠的考古過去，留下了壯觀的學現遺跡和令人遐想的懸念。于是代工人們提出種種解釋來猜測它們的來龍去脈，甚至把一些史前文明看作是外星人的杰作。

　　對這些消逝文明的探究，由于人們不清楚當時的各種具體狀況，常常將它們的崩潰歸于外部的因素，如戰爭、入侵、洪水等災難性事件。以為早期文明的崩潰是因為古代社會生產力低下，社會機制十分脆弱，對環境和災難的應變能力有限，以致難以抵擋各種突發事件。當然，早期文明一般會比現代文明社會受到更多的制約，無法預見且難以控制的人口增長、環境退化、宗教信仰及內外沖突等因素，常常會成為這些早期文明潛在的致命弱點。但是，考古學研究表明，在許多文明崩潰的案例中，人類自身往往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認識也引起了這樣的思考：當代工業文明具有強大的科技力量，但能否從根本上避免古代文明那種輪回與崩潰呢？俗話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同樣，考古學對古代文明崩潰的研究，也可以為現代文明的走勢提供一面鏡子。

　　古代文明的崩潰

　　社會文化在面對環境波動時往往會有一種自我調節的能力。但是，如果環境惡化所導致的人地關系達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任何偶發事件都可能引發文化更迭和社會變遷。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考古學家對瑪雅文明崩潰的闡釋有許多不同觀點。主要包括生態因素、自然災害、環境和刀耕火種的農業內在的局限性、疾病傳播、出生率中性別比例失衡、過重的稅收導致階級矛盾加劇和內部動亂，以及瑪雅貴族從墨西哥中部引入雇傭軍導致軍事化和世俗化、意識形態改變導致道德瓦解、來自尤加坦北部的墨西哥人的入侵等。直到以瑞士地球化學家豪格（G.H. Haug）為首的一批學者對委內瑞拉北部卡利亞科盆地未受擾動的沉積物中的塊狀鈦含量進行了分析，瑪雅崩潰之謎才算找到了最有說服力的解答。

　　根據豪格團隊對公元700～950年這段古典瑪雅興衰階段的氣候和沉積物變化所作的觀察，鈦的季節性分解記錄顯示，瑪雅文明在達到全盛期后不久，就開始面臨不斷擴大的干旱趨勢，并在公元800～900年左右至少遭遇兩次持續多年的嚴重干旱。

　　那么，氣候惡化與瑪雅文明衰落之間是否存在必然聯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瑪雅文明一直被認為是人類社會在特殊生態環境中的特殊發展。像佩滕地區的叢林似乎是最不適宜文明發展的環境，但是它卻成為瑪雅低地文明的搖籃。就在這片茂密的雨林中，瑪雅人栽培各種谷物、蔬菜和水果，建造起巨大的祭祀中心。北部尤卡坦地勢低洼而平坦，到處分布著茂密的灌木叢。但由于地處石灰巖地區，腐殖質層不過幾英寸，裂隙發育的喀斯特地貌使得雨水直接滲入地下，地表沒有很大的河流和湖泊，該地區十分干旱，農業則主要依賴大部分集中于夏季的自然降雨進行灌溉。加上尤加坦半島的喀斯特地形很難形成較大的地面水體，為了應付雨量的不均勻，瑪雅人只能想出各種辦法來集聚雨水以維持農業生產。

　　于是，由于公元550～750年是瑪雅低地氣候的最佳時期，充沛的降雨就使其農業得到發展，導致瑪雅文明迅速擴張。但到了古典瑪雅的全盛期，當人口從先前的300萬猛增到1300萬，達到了環境和土地所能承受的極限，其整個社會機體就在面臨干旱和農業歉收時變得十分脆弱。而偏偏在此期間，瑪雅又遭遇了連續而嚴重的旱情：最初一次旱情始于公元760年，延續了40年之久；從公元810年又開始了一波長達10多年更嚴重的干旱；到公元910年，再次發生了一波長達6年的嚴重干旱。

　　由此可見，在瑪雅文明于公元750年達到頂峰之后，馬上就開始面臨干旱的困擾。這種持續而反復加重的干旱無疑對瑪雅低地的農業造成了破壞性影響。過多的人口和農業歉收帶來的資源壓力，加上統治者管理和應對危機上的失誤加劇了社會矛盾，導致社會運轉系統瓦解，最終在公元9世紀拉垮了瑪雅文明。

　　那么，復活節島在人類文明長空中的迅速隕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復活節島位于浩瀚的太平洋中，是東波利尼西亞群島中的一座小島，它由火山噴發形成，可以說是地球上最偏遠而孤獨的地方。大約在公元700年被棲居后，島上就發展出比較復雜的酋邦社會。當時的社會分成各個階層，由祭司進行統治，各種專職工匠負責雕刻和建造石像，食物則由農民和漁民提供。周圍海域可以提供豐富的魚、蝦和貝類，種植的作物包括芋頭、香蕉、白薯和甘蔗。同時，古代島民還養雞。一直到16世紀的這七八百年里，島上社會穩定，人們建造了大約1000尊巨大石像。但在1722年4月復活節，當荷蘭航海家雅各布·羅格文登上這座島嶼的時候，他不但為島上矗立的幾百座石像所驚訝，也被荒涼的景觀和稀少的人口所困惑。

　　后來的考古學研究為這一文明的覆滅找到了原因。原來，該島上曾一度覆蓋有大型棕櫚樹為主的茂盛植被，但因為人為過度開發而被破壞。比如，為了要運輸自己所制造的巨型石像，島民砍伐大量木材來制作木橇、獨木舟等工具。此外，為了建造房屋，他們也消耗了相當多的木材。一旦島上的樹木被砍伐殆盡，石像也就無法運輸和矗立，獨木舟也停止生產，一些原來經常開拓和賴以為生的近海資源如魚類和海洋哺乳動物也就無法利用。林木消失造成覆蓋在火山巖上薄薄的一層土壤很快流失，無法再生長大型的樹木。隨著島嶼環境的惡化，島嶼上的部落開始發生沖突。戰爭的結果導致島嶼上的糧食生產中斷、人口銳減、宗教制度瓦解、貴族失去了權威、有效的經濟體制解體，甚至出現了將人作為食物來獵取的可怕場景。而這次沖突發生的時間距離羅格文抵達復活節島只不過40年。

　　縱覽以上兩個比較典型的人類文明崩潰的案例，我們無疑可以得到如下珍貴的昭示：文明是脆弱且并非永恒的。社會文化在面對環境波動時往往會有一種自我調節的能力。但是，如果環境惡化所導致的人地關系達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任何偶發事件都可能引發文化更迭和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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